国内“扫黄打非”“境外势力”“留学生间谍论”,与特朗普遭“爱泼斯坦名单”反噬有什么共通点?洁癖政治的人类学解读
我们对“肮脏”、“危险”或“不洁”的判断,往往并不来自自然本身,而是源于文化分类、社会秩序与权力维护。当某个事物被视为“污秽”,它的“错位性”比其“本质”更重要。就像一块咖喱酱沾在白T恤上,看上去令人不适,不是因为咖喱本身肮脏,而是因为它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它本该在碗里,而不是在洁白的衣服上。
玛丽·道格拉斯在书中分析了犹太律法对“可食”与“不可食”动物的分类系统,她指出,那些被视为“不洁”的动物,往往并非危险或不卫生,而是因为它们违反了文化对自然界的分类期待。比如,犹太教要求反刍动物且有分蹄者才可食用,猪虽然有分蹄,却不反刍,因此不合“完整范式”,被视为“污秽”。同样,鱼类必须有鳞有鳍才可食,无鳞的鳗鱼或贝类便“越界”成了禁忌。
由此可见,“污秽”并非源于物本身,而是其未能恪守既定秩序、偏离了文化分类的边界。谁能决定这些边界——哪些动物可吃,哪些不可吃;哪些行为是纯洁的,哪些是肮脏的——谁就拥有解释世界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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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清洁”也是一个强烈的象征。比如,“扫黄打非”、“清网行动”、“清朗计划”,这些政策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深刻的象征净化功能。它们告诉民众:国家正忙于“驱邪除秽”,我们正处于一个需要不断“去脏”的时代。
但问题是,一旦“肮脏”的定义变得含糊、扩大,“肮脏”的人群就会不断变多——从网络大V,到事实言论陈述者;从挑动性别对立的网红,到性别平权的朴素观念持有者。
这种将政治变成道德清洁术的过程,在特朗普身上达到了极致:他制造了仪式性边界,却最终被边界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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