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有：首先，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是国民经济首要的一个重大比例关系，是经济计划工作需要正确处理的一个重大原则性问题。积累与消费这一比例关系，实际上是涉及正确处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要积累；但人民原来很穷，生活需要改善，这是一个矛盾。“一五”计划在绪言中提出：“照顾到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既要注意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建设，为不断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立物质基础；同时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减少失业现象为了正确认识和了解这个比例问题，这里要消除理论界的一个误会。“一五”计划是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此前计划工作限于水平，还没有对国民收入进行计划和计算，没有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进行具体安排，只在“一五”计划绪言中作了上述原则规定。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是从1956年起，才开始试算国民收入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因此，有人说“一五”计划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安排得比较合理，完成得比较好，这里前一句是不符合实际的。第二、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这是国民经济中另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曾经研究过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并指出李嘉图把这一历史现象，转化为一个永久的法则了。“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10倍的地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2倍。因此，农业生产率，尽管绝对地说提高了，相对地说却降低了。这一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生产的极其古怪的发展和它固有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相比生产率相对地降低，这只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率不是以同样速度和同样程度发展。第三、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轻工业主要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业部门，重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因此，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实际上是反映人民消费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对这一比例关系，是根据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安排。“一五”计划绪言提出，力求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据此，“一五”在速度上，安排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4%，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7.8%，两者的比例为1:1.4；实际执行的结果，轻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9%，略高于原定计划速度；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25.4%，超过原定计划速度较多，两者的比例为2:1。在投资上，原来安排轻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2%，重工业投资占88%，两者的比例为1:7.3。后来调整为轻工业占11.2%，重工业占88.8%，两者的比例为1:7.9。对此，“一五”计划文件指出：“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重工业投资的比重特别大，这是因为我国需要积极地扩大重工业的基础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在现在以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作重要的补充。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的规定是合适的。”(“一五”文本第24—25页)“一五”投资计划执行的结果，轻工业投资占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4.9%，重工业投资占85.1%，两者的比例为1:5.7，低于原来的设想。第四、技术力量的供应与需求的平衡问题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技术力量供需的比例关系，是人力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的进行，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物资流通的扩大，以及文教卫生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的干部，特别是工业技术干部。“一五”期间，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国家机关需要补充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专门人才共约100万人左右，其中仅工业和交通两个部门就需要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6万人，相差近11万人。“一五”期间，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实际毕业生达144.8万人，超过原定计划数；但其中高等学校理工科和中等技术学校工科毕业生共计只有27.7万人，少于原定计划数，差额比原来估计数还要大。“一五”计划拟定过程中，曾经估计到，技术力量不足，会影响到建设的进度、产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这个问题估计十年内很难完全解决。但决不能等到培养好了技术干部以后，再从事建设。李富春在“一五”计划的报告中引用毛主席的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10]从事革命战争是这样，从事建设也是这样。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这五年内在兴办各类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企业和机关的有利条件，训练培养各类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第五。建设资金的需要与来源的平衡问题。财力平衡是确定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五”计划的建设规模很大，需要的资金很多，五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陈云在1954年5月主持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中国还很穷，计划搞到现在这样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得了了，不可能再增加投资。我们要避免冒险主义，当然，也要防止有钱不用的保守主义。”[11]资金的需要量这么大，使用的方面这么广，钱从哪里来？根据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安排所需资金主要靠自己积累，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适当贷款。“一五”计划财政收入的实际执行情况，最能鲜明的说明这个问题。五年国家财政收入共计1354.9亿元，其中国外贷款36.4亿元，占2.7%；本国自己积累为1318.5亿元，占97.3%。“一五”计划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靠内部积累的，来之不易，因此规定了极严格的节约制度，不容许任何微小的浪费。当时规定的节约措施，主要有：1、大大削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一五”计划的第二年，1954年在全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占24.3%，而苏联“一五”工业部门的非生产性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14.5%，李富春在“一五”计划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比例。当时对非生产性房屋建筑，规定了“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原则，但许多地方违反这一原则，盲目追求所谓“民族形式”，大量采用贵重的材料，造成惊人的浪费。单就“大屋顶”来说，长春地质学院是出名的豪华建筑，搞了好多不必要的装饰，被称为“地质宫”，每平方米造价达300元，而国家的规定为125元。北京市内各机关建筑的39座房屋因盖“大屋顶”浪费了540万元，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大屋顶”也在这时被砍掉了。2、大大降低生产性建设的成本。有些工业建设单位不按基建程序办事，情况没弄清，准备工作没作好，甚至建设方案尚未确定，就盲目备料，仑促施工。因而普遍发生浪费资金，积压器材的严重现象。边设计、边施工，是造成损失浪费的重要原因。3、大大加强各生产部门、运输邮电部门和商业部门的经济核算制，减少浪费，减少废品，降低消耗定额，降低成本和流通费用，减少非生产人员。4、进一步缩减国家机关的行政管理费。为了厉行节约，国务院规定：“一五”后三年生产性建设的建筑安装造价，应比原计划至少节约10%；各种非生产建设的造价，应比原计划至少节约15%；无论生产性或非生产性建设的成本，每年力求降低2-3%，或者更多一些。这样，就将至少为国家节约20亿元，就可建设一个年产150万吨钢铁的冶金企业，或30个5万千瓦的电站，由此可见节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第六。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的平衡问题。“一五”计划认识到，商业活动在过渡时期中，对于发展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产品的合理分配，保证市场的供应，负有重要的任务。为此，“一五”计划安排了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的平衡。这一比例，关系到人民生活与市场稳定的问题。根据恢复时期的经验，安排这一比例，最好是商品供应额略多于社会购买力，以保证市场稳定，和居民对商品有挑选的余地，但当时估计“一五”时期做不到这一点